當全球處在「規則大改寫」的轉折期，我們的財富，還能穿越變局、持續成長嗎？

這場轉折，始於二○二○年。地緣政治、新冠疫情、貿易關稅衝突，以及橫空出世的AI，打破既有經濟秩序與運作規則。於是，全球結束長達二十年的大穩定期，換軌進入鋸齒狀震盪的新常態。

在大穩定年代，向來勤於理財的國人，不僅財富規模快速躍增，也從封閉、單一的資產配置，走向跨境、多元的布局。如今，已是超高齡的臺灣，遇上了頻繁反轉的震盪局勢，國人對財富管理的需求，就不再只是獲利增長，而是風險與資產永續治理能力。

不過，許多人常忽略，財富的風險，不只來自市場，也來自制度，特別是稅制。

以去年爆發的關稅戰為例，企業的成本一夕墊高、獲利空間急速壓縮。更棘手的是，這並不是一次性的衝擊，而是充滿不可測的變數。企業的日常經營、現金流規畫，到中長期布局，必須重新計畫、反覆調整。

同樣的，稅制改變的衝擊，也會落到個人與家庭身上。近年來，從全球到臺灣，在提高稅務透明度、強化反避稅的趨勢下，紛紛推新或翻修稅制，如共同申報標準（CRS）、個人受控外國企業（CFC），以及房地合一稅2.0等，接連重塑財富持有與移動的遊戲規則。

當稅賦愈來愈難以迴避，個人與家庭，已無法再仰賴單一方式、單兵經驗應對，而需要整合金融工具、法規、稅制等專業判斷，組建一套周全判斷與管理機制。也就是，要讓財富在進出、持有、移轉與分配的每個環節，不因複雜的稅務結構、文件疏漏，以及制度調整而決策失準，更能透過主動的稅務優化，將潛在成本轉化為實質報酬。

因此，成熟的財富管理，必須從起點就把稅務納進配置、保障與傳承的規畫框架，在每一個關鍵變動節點，都發揮效果。而規畫愈早，家庭愈有選擇空間從容安排；規畫愈晚，往往在風險來臨時措手不及，付出金錢與心力的雙重代價。

這正是製作這一本專刊的核心旨趣：從觀念到案例，從制度到工具，重新理解稅務在財富管理中的位置，在資產持續累積與增值的同時，得以穿越景氣循環、代際更替與制度變遷，打造出有序、能傳承、禁得起變局考驗的財富。

經營權的安排 不能等到最後一刻

傳承準備好了嗎？三個評估角度

借助外部專業團隊 打開家族對話的空間

値得注意的是，兩位專家不約而同指出，傳承規劃一定需要引入外部專業團隊。

尤其許多第二代對資本市場的熟悉度高於上一代，但老一輩多半認為「腳踏實地做實業」才是正途，對子女的投資布局持保留態度；面對這種代際觀念的代溝，若由家族成員自行溝通，很容易陷入僵局。「但如果是外部專業專家進來，兩代比較能理性溝通。」蔡玉玲說。

「我們觀察到，稅務規劃在整體財務風險管理中，已經從過去的『合規需求』，轉變為『策略核心』。」林淑眞直言，愈來愈多高資產族群，已經不再追求單一工具的節稅效果，而是透過整體架構設計，讓資產在不同世代與環境變動中，依然具備穩定與延續的能力。

稅務新常態：CRS與CFC的雙重衝擊

2019年臺灣正式接軌國際CRS（共同申報準則），並於隔年首度啟動自動資訊交換，宣告『全球稅務透明化』的時代正式來臨。目前簽署CRS的國家包括英國、日本、澳洲，雖然臺灣高資產族群最主要的資金停泊地—香港與新加坡尚未與臺灣簽署CRS，但KPMG安侯建業家族辦公室主持會計師洪銘鴻提醒，千萬不能因此掉以輕心。無論資產放在哪個國家，只要帳戶持有人被認定為臺灣稅務居民，相關的帳戶餘額、利息、股利等資訊，都可能被自動回報給臺灣國稅局。

另一方面，2023年上路的CFC（受控外國公司）制度帶來的衝擊，則是「課稅時點的提前」，就是打破過去「境外公司的盈餘不分配回臺灣，就不用繳稅」的邏輯。

洪銘鴻解釋，即使境外公司的盈餘沒有實際匯回臺灣，只要符合CFC條件，這些獲利仍須計入個人當年度所得，依最低稅賦制課稅。換句話說，境外公司在拿到獲利之後，就算不分配盈餘回來臺灣，臺灣個人股東都要課稅，等同「還沒拿到錢，就要先繳稅」。

高資產族群：常見三大稅務盲點

不只如此，房地合一稅的短期持有、股權傳承時機的選擇、海外資產申報的認知，更是許多高資產族群最容易忽略的稅務盲點。

盲點一：房地合一稅2.0「特殊股權交易」陷阱

盲點二：股權傳承的「時間點」迷思

另一個常見的迷思，就是「等公司做大，再來談傳承」，但這種想法，可能導致贈與稅或遺產稅的計算基礎跟著放大，「企業價值成長後才進行股權移轉，等於把增值的稅也一起送出去。」

舉例來說，若企業淨值在五千萬元時移轉，贈與稅基礎為五千萬元；但若等到企業成長到五億元才移轉，贈與稅基礎就變成五億元，稅賦相差十倍以上。

洪銘鴻建議，可及早啟動「分年贈與」策略，善用每年244萬元的免稅額，在企業價值相對低點時，逐步完成股權移轉。此外，也可以考慮運用「閉鎖性公司」架構，將經營權與所有權適度分離，或搭配信託，在保有企業控制權的前提下，完成財富傳承，達成「時間換取節稅空間」的效果。

盲點三：海外資產回臺的「申報」誤區

及早規劃，才能「守富，傳承，創富」區

「很多客戶不是不願意繳稅，而是不知道自己可能有稅務風險。」洪銘鴻說，真正的風險，來自「沒有提前準備」。那該如何開始？他提出三個行動建議。

首先是定期健檢，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全面性的稅務檢視，確保資產配置符合最新法規。其次是提前布局，「別等到要用錢、要傳承時，才開始規劃，時間是節稅最好的工具。」他強調，今天做的決定，五年、十年後也能調整，重點在於，在任何架構規劃中都保留彈性，隨著家族成員狀況的改變，傳承計畫也能滾動調整。

稅務健檢讓家族治理更完善

最後是尋求專業協助。畢竟稅務、法律、金融需要跨領域整合，單一專業很難涵蓋所有面向。因此，可透過家族辦公室架構，在專業團隊的引導下，梳理核心需求，盤點家族財產，掌握境內境外資產配置，同時針對繼承法規，及早思考預留稅源，避免子女繼承龐大資產卻因現金不足而無力繳納遺產稅；若下一代無意願或無能力接班，也可以透過公開上市或企業併購等方式，延續企業價值。

全球稅務透明化已是不可逆的趨勢，過去的「盲點」可能成為未來的「風險」，對高資產族群而言，與其擔心資產曝光而猶豫不決，不如及早做好稅務健檢與傳承規劃，讓財富傳承成為守護家族的長遠之計。

風險一：繼承人認定不同

各國對於「誰是繼承人」的定義並不一致。以臺灣為例，若當事人單身、無子女、無配偶、無父母、無兄弟姐妹，則屬於無人繼承財產的情況，兄弟姐妹的子女並非法定繼承人。

但在日本，這些姪子姪女是可以繼承的；中國大陸的繼承人認定也與臺灣不同。換言之，同一個人在臺灣與日本配置的資產，繼承人的範圍可能完全不同，這在規劃時就必須納入考量。

風險二：稅務雙重課稅

跨國資產最棘手的問題之一，就是可能同時被兩個國家課稅。臺灣原則上允許在國外繳納的稅額扣抵，但若當事人具備雙重國籍，例如同時擁有臺灣籍與美國籍，情況就複雜了，等於美國、臺灣兩國都有課稅權。

此外，臺灣人若非美國稅務居民、也未持有綠卡，在美國的遺產稅免稅額僅6萬美元（約新臺幣180萬元），遠低於臺灣的1,333萬元門檻。蘇家宏提醒，當你投資幾百萬美元的金額時，最後算下來，稅務成本可能遠超預期。

風險三：繼承程序繁複

海外資產的繼承程序比想像中複雜許多。蘇家宏舉例，若父親在新加坡持有不動產，過世後子女必須先在臺灣取得繼承人身分認證，再赴新加坡向當地政府申請調閱資料，手續非常繁複，整個流程可能耗時數年。

若資產是加密貨幣或海外基金，沒有密碼或聯繫窗口，繼承人恐怕連「資產在哪」都找不到。蘇家宏分享，他曾遇過客戶在美國某證券公司開戶，但繼承人不知道是哪家證券公司，找不到任何單據。「這種物理性消失的案例並不罕見，好幾億就這樣不見了。」

遺囑執行人：讓傳承有秩序的關鍵

面對這些風險，蘇家宏建議，高資產族群至少要做到兩件事：第一，建立「財富傳承地圖」，清楚標註每一筆資產的所在地、聯絡方式、甚至金鑰密碼，讓繼承人有跡可循。第二，立定遺囑與指定遺囑執行人。

遺囑執行人是讓傳承有秩序的關鍵。若沒有遺囑執行人，所有繼承人必須達成共識才能處理遺產，一旦意見分歧，資產可能長年卡關。有了遺囑執行人，則可依照被繼承人的意願，有秩序地進行資產分配與管理。

不過，臺灣的遺囑執行人到了海外，仍須經過當地認證，才能被承認具有處理權限。因此，若資產分布於多國，最好在各國都預先安排符合當地法律的遺囑執行人，用當地的法律處理當地的事情，這樣最順暢，也能減少程序上的往返與爭議。

信託架構：更高階的傳承工具

對於資產規模更大、結構更複雜的家族，則可考慮信託架構。蘇家宏指出，透過信託，可以將資產的「所有權」與「受益權」分離，由受託人依照信託合約管理資產，並依指示分配給受益人。

信託的好處是可以跨世代、有條件地分配。有些海外信託，甚至可以指定到孫子輩，讓財富依照創辦人的意願，有節奏地照顧下一代，且信託也能避免繼承人因缺乏理財能力而揮霍資產，或因家族成員意見不合而產生紛爭。

蘇家宏觀察，有些家族會把所有資產都放在公司架構下，再用信託來管理公司的股權。「只要控制好公司、控制好信託的管理者跟合約內容，就可以了。」這種做法，等於用公司制度來管理財產，但門檻相對較高，除了設立成本，每年還有管理費用，適合資產規模相當大的家族。

傳承的本質：有秩序，才有溫暖

三明治族的兩大財務隱憂：流動性風險、資產縮水

三明治族的困境，不在於賺得不夠多，而在於資產的配置方式可能讓他們陷入險境。許祺昌指出，目前這群人最常面臨兩種風險。

第一種是流動性風險。近年來房市熱度居高不下，不少高收入族將大量資金押注在不動產上。帳面資產看起來不少，但真正能快速調度的現金卻所剩無幾。「萬一父母突然需要長照，或者自己突然失能，沒有辦法立刻把不動產處分、變現。」許祺昌提醒。

第二種是市價下跌的風險。部分高收入族習慣將資金集中押注在高波動的股票，甚至舉債融資買進。許祺昌指出，當股市進入空頭，這樣的操作不僅可能讓資產大幅縮水，更可能面臨被斷頭的壓力。

以「期待值」視角規劃資產 三大評估維度：世代、金額、機率

面對這兩大風險，許祺昌提出了一個關鍵的思考框架：「期待值」。所謂期待值，是指在做資產配置時，要透過三種維度來進行評估：哪個世代會出現資金需求、需求的金額有多大、發生的機率有多高。

以三明治族家庭來說，父母若已年逾七八十歲、身體狀況開始走下坡，長照的資金需求幾乎是可預見的，時間點也相對明確，這筆錢就必須放在流動性高、波動低的地方，隨時備用。假如子女目前仍在國中小階段，距離出國留學還有七八年，這部分的資金需求雖然確定，但時間上仍有緩衝，就可以配置在成長型的投資工具上，讓資金在等待的過程中繼續發揮效用。

許祺昌強調，「資金需求越急迫，就要維持越高的流動性，甚至專款專用，」反之，時間越充裕，才有空間納入成長性較高的配置。

此外，許祺昌特別提醒，在規劃三代財務之前，作為家庭支柱的第二代，必須先確保自己有足夠的保障，「保險是用有限的支出，去覆蓋未來低機率但高風險的事件。」 若家庭支柱突然失去工作能力，上下三代的財務安排都會跟著瓦解。因此保障自己，是整個規劃的第一步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建議預留六個月至一年的家庭現金安全存量，作為面對突發狀況時的緩衝墊。

不再「把錢放著，等著花」而是「用制度保障資產」的長遠佈局

如何讓資產真正流動起來？多筆不動產該怎麼移轉、資產和收入如何導向最有價值的用途？財富如何在不同世代之間有節奏地交棒？每一個環節背後，都藏著稅務與法律的眉角。

許多高資產人士帳面上多筆房產、海外金融配置、股票投資組合，資產總值相當可觀。「但擁有資產，不等於掌握資產。」許祺昌觀察，高資產人士在處理既有資產時，最普遍的心態是靜待「讓資產留在原位」，等著它繼續增值，或等到需要時再來處理。

這個邏輯在資產累積階段或許說得通，但進入財富規劃的下一個階段，這種「先放著」的慣性，反而成為財富發揮效用的最大阻礙。一旦面對傳給下一代、轉換形式、或釋出現金流等需要讓資產「活起來」的關鍵時刻，才發現稅務、法律與家庭安排之間的代價，可能已經超過預期可承擔的風險。

不動產移轉：最容易踩坑的陷阱「附帶房貸」的贈與，可降低稅負

在資產活化的各種情境中，「不動產」的移轉是最容易出錯的一環。

許祺昌解釋，很多人以為，把房子「直接贈與」子女是聰明的節稅方法，因為不動產贈與的稅基是「公告現值」而非市價，看起來可以「少繳」贈與稅。「贈與時省了10%的稅，但賣掉時，可能就得多付45%的所得稅。」

以一間市價3,000萬元的房子為例，公告價值若為2,400萬元，贈與稅以此計算，稅率約10%，表面上確實省了一筆。但當子女日後以「市價」出售時，稅法以2,400萬元視為其取得成本，認定獲利600萬元，若在兩年內出售，房地合一稅最高可達45%。這就是被許多高資產人士忽略的「稅務陷阱」。

他建議，想要降低稅負，可以透過「附帶房貸的贈與」。以同一間3,000萬元的房子、附帶2,100萬元房貸為例，贈與稅計算時，可扣除房貸，課稅基礎僅剩約300萬元，稅負大幅降低，近乎免稅。

至於哪種方式最適合，許祺昌強調沒有標準答案，必須視房屋的取得時間、子女未來是否出售、以及各自的稅務居住地而定。

不動產的守富與創富之道 兩階段思維，打造高品質退休

對於手上握有多筆房產的高資產人士，許祺昌認為，可建立兩階段思維。

第一階段是讓資產「創造現金流」。坐擁多間收租房產，租金收入其實已經是一種財富流動的形式；問題在於，這個現金流是否能夠導向預期安排的特定用途，還是任由它在家庭帳戶中自由流動、不知不覺中消失。

第二階段則是用制度「保護現金流」。許祺昌舉例，租金收入若缺乏明確的規範，很容易因為家庭關係的變化，或外部的介入而偏離原本的用途。「把房子信託起來，信託之後就很清楚：這個房子就是用來收租金，而租金按照約定用於特定開銷。」透過制度性的保障，讓財富的流向更明確、穩固，而非僅靠家人之間的口頭約定。

此外，不動產信託還提供了另一種對高資產父母特別有吸引力的設計：在世時，租金歸父母使用，維持退休生活的尊嚴與品質；身後，房產依約移交給子女。許祺昌觀察，實務上經常會遇到「父母把房子給了子女，說好每月給零用金，但約定能否兌現，終究取決於子女的意願」的困境，因此信託的存在，就能讓這份約定從人情變成制度。

「分年贈與」488萬元免稅額 替子女建立海外資產基礎